首页

  -> 

健康家居

白居易未仕前经历探真

发布时间:2018-12-27 来源:大众健康报·周末刊

白居易未仕前的经历,新旧唐书均无具体记载;清代汪立名“避难越中”之说,遂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。建国初期,它与当时盛行的阶级分析法相适应,被当作白居易成为“人民诗人”的社会根源而大加渲染。不久前出版的有关著作中,一些传统的观点,都存在着值得推敲的问题。本文作为读书质疑,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。

一、所谓“避难越中”

汪立名《白香山年谱》以为,白居易《江楼望归》中“十载避黄巾”,就是十载“避难越中”。《宿荥阳》“去时十一二”,即建中三年(作者十一岁)“两河用兵”,为“避难”之始;《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》(以下简称《酬刘五》)说:“是时相遇在苻离,我年二十君三十”,为贞元七年“避难”结束而至苻离。(按:《元和郡县志》作‘苻离’,本文依之。新旧《唐书》均作“符离”)此说并无事实根据。

顾学颉《白居易年谱简编》(以下简称《顾谱》)说:建中三年“两河用兵,乃离家(时居河南荥阳)避难于越中”。亦误。“两河用兵”虽起因于建中三年末李希烈称王,但战事爆发却在建中四年。白居易“去时十一二”,指其父就任徐泗观察判官,全家自荥阳迁居任所徐州埇桥(时为苻离县境,后升为宿州治),与“两河用兵”可谓风马牛不相及。

朱金城《白居易年谱》(以下简称《朱谱》)对此有所订正,认为白居易建中三年“去荥阳”,从父任所,“寄家苻离”;建中四年“两河用兵”,由苻离“避难越中”;贞元七年回苻离。“两河用兵”时间虽起于建中四年,但在空间上却未波及徐州。据唐史记载,自建中三年平李纳之乱后,徐州一方宁静无事,并且保持了很长时间。所以白季庚全家到那里置业定居。后来韩愈、张彻、贾餗等避汴州兵乱,也都齐集苻离。从白居易《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》来看,当时他的父母和兄弟都安居徐州“故园”,怎会让他一个学龄少年,孤身“离家避难”于江南?

白居易贞元七年回苻离,那是其父自衢州移任襄州,他年届弱冠,便与其父分别,回家准备应考。《朱谱》称白居易于建中四年至贞元七年“避难越中”,又说他贞元四年“从父衢州任所”。难道他有分身之术?

建中四年,朱泚攻破长安,李希烈陷汝州,德宗逃往奉天。到了贞元元年,由于李晟、马燧、浑瑊等名将的力战,局势发生了逆转。朱泚被诛,李怀光自缢,长安和中原地区相继收复;李希烈兵势日蹙,乃窜犯南方。此时白居易正在江南探亲旅游,突如其来的战乱,造成“江淮路绝”,因而被困杭州。《江楼望归》当作于贞元二年春。诗中说:“旅愁春入越,乡梦夜归秦。道路通荒服,田园隔虏尘”。就是所谓“避难越中”的真实情形。《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》中“故园望断欲何如”,“数行乡泪一封书”,透露出他流落异乡、思念亲人的心绪。

后来他在诗中一再忆及此事。《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》:“昔予贞元初,羁旅曾游此。”《奉送三兄》:“杭州暮醉连床卧,吴郡春游并马行。”所谓“避难越中”,实际就是到“三兄”任所小住,“羁旅”杭州。并非顾、朱所言因两河用兵“乃离家避难于越中”、“逃难于越中”。

“十载避黄巾”,是诗歌中的“比兴”。汉末黄巾之乱,中原仕子四出逃难,持续十余年。诗人用“避黄巾”这一掌故,来比喻自己当时的境遇和感触。“十载”,形容自己度日如年的心情,并非实际流落江南的时间。就在他写这首诗的当年四月,李希烈被部下药杀,战事即告平息;九月,他已跋涉在还乡的路上。《秋暮西归途中书情》:“去秋偶东游,今秋始西旋。马瘦衣裳破,别家来二年。”依据《吴郡诗石记》所言“年十四五旅二郡”,则“去秋”为贞元元年秋;“今秋”为贞元二年秋。所谓“别家来二年”,只是两个年头,实际未逾一年。

明代以前的文学史料,从无白居易长期流落江南之说。清人汪立名把“十载避黄巾”,曲解为十年避难越中。实为捕风捉影,无稽之谈。白居易作此诗为十五岁,当时若已避难十载,难道五岁便到江南?若从十一岁算起,怎会预计十载以后?倘使他二十岁前都在孤身“避难”中度过,又怎能连登高第,成为翰林学士、一代诗豪?实际上他十一岁自荥阳移家苻离,十四、五岁游江南,十六岁长安谒顾况,十七岁去衢州,二十岁回苻离。他在《朱陈村》中说:“十岁解读书,十五能属文,二十举秀才。”攻读未辍,何来十载“避难”?

学界有人认为,由于白居易长期“避难越中”,因而“密切了他和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联系”(1)“对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有较深的了解”,(2)“这对他的诗歌创作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道路有着重要作用”。(3)这全是主观臆造。白居易此次江南之行,实际上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并非劳动人民,却是两位最高官长:“甚觉太守尊,亦谙鱼酒美。”(4)他在文中写道:“贞元初,韦应物为苏州牧,房孺复为杭州牧,皆豪人也。韦嗜诗,房嗜酒,每与宾客一醉一咏,其风流雅韵,多播于吴中,或目韦、房为诗酒仙。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,以幼贱不得与游宴,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。以当时心言: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。”(5)比之项羽的“彼可取而代也”、刘邦的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,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正是此番经历,使他立志改变白家“明经”出身的传统,走上“进士”求名的道路。这个故事,大概就是他“十五六始知有进士,苦节读书”一语的注脚。

二、关于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

白居易说:“自别驾府君即世,诸子尚幼,未就师学。”(6)这可以理解为,他二十岁从衢州返家前,一直是在父亲教诲下勤奋攻读的。白季庚徐泗观察判官任期,为建中三(782)年至贞元四(788)年。他贞元三年作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时,自然亦在徐州埇桥。题上加“赋得”,表明这是他练习应考的拟作。“古原”,应为埇桥所在的“濉南古原”。(7)“荒城”,指军旅驻守的埇口城。“古道”,通往四方的驿道,其东西向者为“隋堤御道”。诗中这些地标性的景物,当非埇桥而莫属。

新旧唐书皆载,白居易长安见顾况,以此诗获其青睐。《朱谱》囿于“避难越中”的成见,竟断言:“贞元四年以前,白居易无赴长安之可能;贞元五年以后,顾况即因嘲谑贬官饶州”。“如谓居易有谒顾况之事,或相遇于饶州及苏州也”。此说毫无事实根据。白居易青年时期,曾“孤舟三适楚,羸马四经秦”。(8)如果他真的在江南避难十年之久,何来“三适楚”?明明写着“四经秦”,怎说他“无赴长安之可能”?白游江南,贞元二年即返徐州;贞元五年以前,顾在长安做官,二人不可能在苏州谋面。他作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在贞元三年,只能见顾于京师。否则何来“长安物贵,居大不易”之语?贞元五年顾贬饶州;白去饶州已是贞元十五年,更无“相遇”机缘。《朱谱》为了维护“避难越中”之论,竭力否定白居易长安谒顾的史实。但正是这一千古佳话证明,所谓十载避难江南之说纯为子虚乌有。事实告诉我们,顾况是又一位对白居易有重大影响的人,特别是在诗歌创作方面。顾况主张诗歌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思想,同情人民、抨击时弊的现实主义精神,大量吸取民间口语、接近民歌化的诗歌风格,乃至他开创的新乐府体式等,都为白居易所继承和发扬光大,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显然,并非“避难越中”的经历,把白居易造就成“人民诗人”;而是韦应物、顾况等人文学思想的影响,使他走上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。

《朱谱》为了否定白居易长安谒顾的事实,就必须将他游苏州的时间推后。

白居易《吴郡诗石记》说:“贞元初,韦应物为苏州牧”。自己当时“年十四五旅二郡”;宝历元年,自己亦佩苏印,“前后相去三十七年”。沈作喆《韦刺史传》、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、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俱称,韦应物于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补苏州刺史。俞氏还考证,韦应物为孙晟前任。

《朱谱》说:“疑白氏此文所记有误”,并断然否定三家考证。他信口开河地说:“韦应物刺苏在贞元四年,乃孙晟后任”;“居易宝历元年除苏州刺史,上溯三十七年,当为贞元四年。考<旧唐书.德宗纪>:‘(贞元四年秋七月)乙亥,以苏州刺史孙晟为桂州刺史、桂管观察使。’则应物为孙晟之后任,其罢郡在贞元六年以后(见傅璇琮〈韦应物系年考证〉)”。“如韦应物为孙晟之前任,其罢郡至迟不能逾贞元三年之末,则距宝历元年应为三十八年,而居易是年为十六岁,非‘十四五’。”仅凭“掐指一算”,就要推翻白氏自述和前人考证,实在荒唐。如前所述,白居易“避难越中”,为贞元元年(十四岁)秋至二年(十五岁)秋。《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》题注:“时年十五”,正是贞元二年。这证明他“年十四五旅二郡”的记述并无舛误。贞元元年至二年(785-786)游苏,宝历元年(825)守苏,历时三十九年。白文说“前后相去三十七年”,是指中间相隔时间而言,亦不为误。

孙晟贞元四年七月任桂州刺史、桂管观察使,次年六月被裴腆接替。白居易长庆二年七月至四年五月为杭州刺史,宝历元年二月至次年九月移任苏州。他们每一任期都不满二年。可见孙晟贞元四年七月离苏,并不能动摇韦应物贞元二年在苏州任内的史实。白居易《送刘郎中赴任苏州》:“何似姑苏诗太守,吟诗相继有三人。”自注:“领吴郡日,刘尝赠予诗云‘苏州刺史例能诗,西掖今来替左司’,故有‘三人’之戏耳。”看来,白居易在韦应物任期游苏州的记述,是不应妄加怀疑的。

《朱谱》说白居易建中四年至贞元七年,“避难越中”;又说他贞元四年“从父衢州任所”。难道他有分身之术?

三、读《望月有感》

另一首著名的律诗《自河南经乱,关内阻饥,兄弟离散,各在一处。因望月有感,聊书所怀,寄上浮梁大兄、于潜七兄、乌江十五兄,兼示苻离及下邽弟妹》(以下简称《望月有感》),学界也存在很大误解。王汝弼《白居易选集前言》说:“因为‘时难年荒世业空’,使他不得不从童年开始,就流转四方。”江西人民出版社《中国文学史》说:白居易“青年时代因‘田园寥落’,‘时难年荒’而长期流落江南”。《朱谱》:“所谓‘自河南经乱,关内阻饥’,盖居易追忆建中、兴元时事也。”诸家都把“避难越中”当作此诗的历史背景,大谬。

建中、兴元时的情况是:一,白家迁徐州后,不存在避难问题。二,白季庚官秩约为四品,可授永业田二千多亩(另有职分田若干),月俸五万五千,年禄二百石,并无冻馁之虞。三,白居易几位叔父在州县做官,从兄弟安居田园,亦无离散之苦。

《朱谱》系此诗于贞元十五年,亦误。这一年白居易先后去浮梁、宣城,若有此诗,则浮梁、乌江至少有一处不需“寄上”。他的“苻离六兄”卒于贞元十六年春,“乌江十五兄”卒于次年夏。此诗寄后者而未及前者,当作于贞元十六年之秋。

《祭乌江十五兄文》:“同参选于东都,俱署吏于西京。居则共被而寝,出则连骑而行。友于四人,同年成名;优游笑傲,怡怡弟兄。虽不侔八龙三虎,亦自谓当家一时之荣。及兄辞满淮南,薄游江东,居易亦以行迈,忽逆旅而逢。或酒或歌,宴衎从容;何朝不醉?何夕不同?”可见所谓“兄弟离散”,并非战乱、饥荒所致,而是分别外出做官。正如《寄江南兄弟》所言:“分散骨肉恋,趋驰名利牵。”祭文中“友于四人”,当即《望月有感》所言“浮梁大兄”、“于潜七兄”、“乌江十五兄”及已故的“苻离六兄”。《伤远行赋》说“贞元十五年春,吾兄吏于浮梁”。可知四人都是这一年授职的。唐史记载,贞元十四年“岁凶谷贵”;(9)“河南府谷贵人流”;(10)“京师及河南饥”。(11)“久旱”持续到次年,又发生了“吴少诚反”,(12)经河南的漕运断阻,关内饥荒加剧。就在这时,白居易的四位兄长,离开洛阳、苻离(两县属河南道)、下邽(属关内道)的家园,各自赴任。这才是本诗反映的实际情况。同在贞元十六年,同在苻离县,韩愈作《归彭城》说:“天下兵又动,太平竟何时?……前年关中旱,闾井多死饥。”《注》:“‘天下兵又动’,谓十五年秋起诸道兵讨吴少诚。‘前年关中旱’,谓十四年冬京师饥。”两诗可互为参证。

四、“索米丐衣”真相

人民文学出版社《中国文学史》说:“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。由于战乱,他十一岁就离家避难越中,常常是‘衣食不充,冻馁并至’,以至‘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’。”这也并非事实。所谓“衣食不充,冻馁并至”,语出白居易《策林.使官吏清廉》一文。那是说官吏因“禄不均而俸不足”,产生的不正常现象;并非他自身的境遇。“索米丐衣于邻郡邑”,则见于高彦休《阙史》:“公母有心疾,因悍妒得之。及嫠苦贫,公与弟不获安居,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。”丧夫为嫠,无官为贫。白季庚卒于贞元十年;“索米丐衣于邻郡邑”,当指贞元十五年白居易浮梁之行。那是因母亲精神病而“不获安居”,与“避难越中”毫不相干。《将之饶州江浦夜泊》:“苦乏衣食资,远为江海游。”意思是在家不得静心读书备考,生活又不能自立,只好远依长兄。《伤远行赋》:“吾兄吏于浮梁,分微禄以归养,命予负米而还乡。”这才是“索米丐衣于邻郡邑”的真诠。

“公与弟不获安居”,何独他一人离家出走?真正的原因可能还与他的爱情悲剧有关。《将之饶州江浦夜泊》“烦冤寝不得”,“身病向鄱阳”等句,似乎道出个中消息。《朱谱》元和二年“笺证”:白居易“已属意汝士之妹”,非是。从其诗作中可以看出,使他真正倾心的却是一位邻家贫女,即多次在其诗中出现的“湘灵”。大约正是“悍妒”的母亲作梗,终使他们“佳期与芳岁,牢落两成空”。(13)他有几首两地思念的爱情诗,可能都作于浮梁。后来他在《朱陈村》中说:“世法贵名教,士人重官婚。以此自桎梏,信是大谬人。”可见他与杨氏的结合是不得已的,所以婚期延宕至三十七岁;婚后夫妻关系极为冷漠。《寄内》诗可见一斑:“桑条初绿即为别,柿叶半红犹未归。不如村妇知时节,解为田夫秋捣衣。”简直就是破口大骂。再从他在江州所作《感情》来看,情况就更清楚了:“中庭晒服玩,忽见故乡履。昔赠我者谁?东邻婵娟子。因思赠时语,特用结终始:永愿如履綦,双行复双止。自吾谪江郡,飘荡三千里。为感长情人,提携同到此。今朝一惆怅,反复看未已。人只履犹双,何曾得相似?可嗟复可惜,锦表绣为里。况经梅雨来,色黯花草死!”他此时已四十五岁,与杨氏结婚已八年,仍心系曾结终始之盟的“长情人”。

在其数十首爱情诗中,可以看出他受到的巨大创伤和痛苦。《潜别离》可能作于二人最终分手时:“不得哭,潜别离;不得语,暗相思,两心之外无人知。深笼夜锁独栖鸟,利剑春断连理枝。河水虽浊有清日,乌头虽黑有白时。唯有潜离与暗别,彼此甘心无后期!”《长恨歌》虽写李杨故事,但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。其一,作者对主人公原本极为反感,如讽喻诗《胡旋女》说:“贵妃胡旋惑君心”。现在却把两人美化成天上人间的生死恋者,给予同情乃至共鸣。其二,这样缠绵悱恻的长歌,竟产生在他刚遭失恋之痛、被迫成婚之前。其三,他把此诗与《潜别离》编在一起,称之为“事物牵于外、情理动于内”的“感伤诗”。可否认为,《长恨歌》是借他人之酒卮,浇心中之块垒?

五、“移家洛阳”的误会

《朱谱》还有一说:白居易于贞元十四年“移家洛阳”;贞元十五年“春,自兄幼文浮梁主簿任所返洛阳省母”。并称《望月有感》亦“作于洛阳”。《顾谱》也说是自浮梁“回洛阳省母”。这都是对《伤远行赋》“自鄱阳而归洛阳”的误解。白氏这句话,与杜甫诗“便下襄阳向洛阳”一样,皆为文学语言,并非纪实。杜甫自注这句诗说:“予有田园在东都”,仅此而已。实际上他并未去洛阳,而终老于长沙、衡阳等地。白居易也是“旧业东洛,先茔北邙”。(14)“归洛阳”亦仅心驰神移而已。这篇赋中说:“昔我往兮,春草始芳;今我来兮,秋风其凉。”春去秋来,皆在贞元十五年中。《将之饶州江浦夜泊》中仍称:“家贫寄徐州”。他的外祖母一直孀居白家,贞元十六年四月病逝,仍葬“苻离县之南偏”。(15)可见并无“移家洛阳”的事实。

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二月登进士第。《酬刘五》回忆说:“我年渐长忽自惊,镜中冉冉髭须生。心畏后时同励志,身牵前事各求名。问我栖栖何所适?乡人荐为鹿鸣客。二千里路谢交游,三十韵诗慰行役。出门可怜唯一身,弊裘瘦马入咸秦”。“二张二贾与余弟,驱车逦迤来相继。操词握赋为干戈,锋锐森然胜气多。齐入文场同苦战,五人十载九登科。”这就是白居易、白行简、张彻、张复、贾餗及其弟,同在苻离励志勉学,相继应试、登第的情形。可见他登进士第前并未移家洛阳。

《望月有感》中的“苻离”弟妹,即作者胞弟行简等人。假如此时白家已迁洛阳,岂非应为“洛阳”弟妹?此诗若作于洛阳,乡心“五处”岂非应为“六处”?与此诗同时的作品,还有《乱后过流沟寺》、《春村》、《花下自劝酒》、《题施山人野居》等。“乱后”,即贞元十六年张建封病逝,徐州军乱之后;“流沟寺”,在苻离县。《题施山人野居》:“水巷风尘少,松斋日月长。”水巷,流经埇口城的运粮河,遗址在今宿州市大河南街东段。可见他及进士第后乃至作《望月有感》时,仍居苻离。

旧说以为,白居易“寄家苻离”即今安徽宿州市之苻离集,盖误。长庆四年,他作《埇桥旧业》称:“别业埇城北,抛来二十春;改移新径路,变换旧村邻。有税田畴薄,无官弟侄贫;田园何用问,强半属他人。”可见所谓“寄家苻离”,就是家住苻离县之埇桥。

诗中“抛来二十春”,《朱谱》说:“盖指贞元十四年自苻离移家洛阳,再移家下邽。‘二十’,盖举成数而言也。”此说甚谬。贞元十四年至长庆四年,已二十六年。“举成数”应四舍五入为“三十春”,而非“二十春”。贞元二十年二月,他在洛阳作《八渐偈》,自称“东来客白居易”,其家显然仍在东方之徐州。同年春“始徙家秦中,卜居渭上(下邽金氏村)”。他在《西原晚望》中说:“故园汴水上,离乱不堪去;近岁始移家,飘然此村住。”可见他是直接从“汴水上”的埇桥移家下邽,并未转经洛阳。“抛来二十春”,正是指贞元二十(804)年至长庆四(824)年而言。他任校书郎后,才“抛”别故园,而其家人(兄幼文、弟行简等)仍在苻离居住。如元和九年作《雨夜有念》还说“吾兄寄宿州”。(《旧唐书.地理志》:元和四年正月,以徐州之苻离县置宿州)元和十年在江州作《南湖晚秋》说:“有兄在淮楚”。元和十一年《答户部崔侍郎书》说:“前月中,长兄自宿州来。”《埇桥旧业》说“有税田畴薄,无官弟侄贫”。可见直到长庆四年之前,他的家人仍在苻离县,未迁洛阳,根本不存在“洛阳省母”的事实。

《洛下卜居》:“远从余杭郭,同到洛阳陌。”《洛中偶作》:“今为春宫长,始来游此乡。”他由杭州刺史改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,才初至洛阳。

白居易自十一岁起,在埇桥别业生活(781——804)二十三年。三十三岁任校书郎时,迁居下邽金氏村。他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自述:“五六岁便学为诗,九岁谙识声韵。十五六始知有进士,苦节读书。二十已来,昼课赋,夜课书,间又课诗,不遑寝息矣。以至于口舌成疮,手肘成胝;既壮而肤革不丰盈,未老而齿发早衰白。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,动以万数。盖苦学力文所致,又自悲矣。家贫多故,二十七方从乡赋(按:二十三丧父,二十六服满,故二十七方能应考)。既第之后,虽专于科试,亦不废诗,及授校书郎时,已盈三四百首。”这大抵就是他未仕前的基本经历。弄清这段经历,对于正确认识诗人的一生,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容,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,可惜学界对此并未予以应有的注意。如人民文学出版社《中国文学史》,把白居易一生分为前后两期,前期为“从入仕到贬江州”,这似欠允当。《与元九书》:“十年之间,三登科第,名入众耳,迹升清贯,出交贤俊,入侍冕旒。”他引为自豪的这“十年”(当为贞元十六年至元和五年),正是其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,而未仕前居其半。他贬江州时所编诗集,“凡十五卷,约八百首”,(16)而未仕前作品就有“三四百首”,包括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、《望月有感》等流传最广的名篇。白居易尤以少年有成而著称,对其未仕前的经历和作品,岂能不屑一顾?

作者: 许大畅   (本文发表于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》1993年第3期)

注:

(1)王汝弼《白居易选集前言》

(2)江西人民出版社《中国文学史》上册279页

(3)人民文学出版社《中国文学史》第二册117页

(4)白居易《长庆二年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》

(5)白居易《吴郡诗石记》

(6)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

(7)白居易《祭小弟文》

(8)白居易《朱陈村》

(9)《旧唐书.德宗纪》

(10)《就唐书.食货志》

(11)《新唐书.五行志》

(12)《新唐书.德宗纪》

(13)白居易《感秋寄远》

(14)白居易《祭乌江十五兄文》

(15)白居易《唐坊州鄜城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》

(16)同(6)